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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類一直都保持理性,確實太難了”

  《流浪地球》的“火爆”是時代必然。中國科幻電影希望成為中國工業崛起的代言人—不光是產業意義上的,更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

作者:本刊記者 榮智慧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3-12
  2019年春節上映的科幻電影《流浪地球》,引發了輿論場上的尖銳對立。該片根據“雨果獎”獲得者劉慈欣的小說《流浪地球》(2000)改編,并由劉慈欣擔任監制。
  電影《流浪地球》的評價極度兩極分化。支持者認為,它是中國科幻電影的里程碑,“大國崛起”的藝術例證。反對者認為,它的敘事與設定缺乏邏輯,并帶有道德綁架和民粹主義色彩。
  《流浪地球》是一個試金石,爭議雙方“你不懂劉慈欣”話語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劉慈欣筆下最常用的二元對立—信仰和理性的交鋒。同時,高利潤的中國電影產業,和低利潤的中國科幻產業,正在試圖聯手構建一種新的時代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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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修改的劇情
  《流浪地球》小說首次發表于《科幻世界》2000年7月刊。該小說以一個孩子的視角,描述太陽氦閃、吞沒地球的危機下,地球人因自救方法的差異分為“飛船派”和“地球派”,經歷了可怕的疑懼、清洗、殺戮,最終再次操縱地球,踏上尋找新的太陽的漫漫旅途的故事。
  這一故事的核心橋段是,聯合政府科學家預測到太陽將吞沒地球,而民間人士的觀測認為太陽絲毫不會膨脹,被煽動起來的民眾一哄而上,推翻了聯合政府,將科學家們悉數殘忍處死。然而,科學家們剛剛死去,太陽就爆發了氦閃。
  《流浪地球》有非常典型的劉慈欣式價值觀:生存第一,文明第二。這也是小說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即使是2000年的第一批讀者,接近20年后,絕大多數人依然能說出記憶猶新之處:地球全面危機之下,一夫一妻制徹底破裂,人們的道德觀已經與前人迥異。同時,擁有絕對理性的技術精英,才是拯救地球的最終希望。
  而電影《流浪地球》并沒有采用小說的核心內容,更沒有體現小說的價值觀。影片講述地球途經木星被其引力捕獲的故事,并用父與子兩條線來解決危機。同時,它也企圖用更加“接地氣”的情節、姿態和情緒,來扭轉原著中的冷酷氣息。
  劇情中不乏硬傷。每一個角色的動機都缺乏充足的理由;每一次危機到來都是機械式的“降神”—“此處應有轉折”;而主人公們解決問題的方式也幾無道理可循,忽而探索世界,忽而團隊內訌,忽而無謂死去,忽而親情大過人類興亡。科學設定上的硬傷也隨處可見,“點燃木星”這一“拍腦瓜”方法的奏效,更令影片帶上了哭笑不得的喜劇色彩。
  然而,在狂熱的支持者眼中,劇情的硬傷、刻意的煽情往往是引人潸然淚下的一幕,沖動的血統之愛以犧牲全體人類為代價,卻因此被贊譽為“集體主義”精神。設定的硬傷則必須得到“中國科幻電影剛剛起步”的慷慨諒解。
  這種將一部工業水平在及格線徘徊的科幻電影,視為中國科幻電影、世界科幻電影“救星”的做法,以及“中國科幻電影成功逆襲、挑戰好萊塢”的高亢口號,真實地反映了中國電影觀眾迫切的“自強”心理,也反映了中國文娛產業實質的尷尬地位。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男子國家足球隊身上。無論比賽輸贏,中國球迷都可謂“咬碎銀牙”“恨鐵不成鋼”—如果足球也能用票房和上座率論英雄,那么中國足球早已“飛黃騰達”。
  劉慈欣在小說《流浪地球》中只服膺理性,并用技術精英來反對缺乏理性的民粹主義者。而電影則是用民粹主義者反對精英,“土法煉鋼”拯救地球。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揪住”劉慈欣不放,也是因為民粹與精英兩個派別本身的張力。但是,這確實已經與電影無關。
  影片里只有一個角色最能體現原著的精神:AI莫斯。它在被一心救子的劉培強(吳京飾)毀滅時說出了原著里的經典臺詞:“我知道,要人類一直都保持理性,確實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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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酷的方程式
  在《流浪地球》的小說和電影中,“希望是我們時代像鉆石一樣的東西”這句話都出現了。不過,兩次出現卻表達了完全不同的意義。在小說里,希望的珍貴,是由于人們不會因絕望而陷入瘋狂。始終保持理性,是人類得以生存的唯一辦法。而在電影中,“希望”是一種信仰,只要人們相信自己能夠生存,那么就一定可以找得到活下去的契機。
  理解劉慈欣的小說《流浪地球》,湯姆·戈德溫的《冷酷的方程式》(1954)是個關鍵。劉慈欣曾多次推薦該小說。《冷酷的方程式》情節簡單,只有兩個人物:一位宇航員,一個少女,還有一艘宇宙飛船。飛船從地球出發,飛向一個遙遠的星球,給那里的探險隊送去補給藥品。探險隊得了病,沒有藥物治療就會死亡。
  少女的哥哥就是探險隊員,她一心探望哥哥,偷偷溜進了宇宙飛船。然而,當飛船航行了一段時間后,檢測系統發現飛船超重,燃料過分消耗,如果不及時修正,飛船要么墜毀在目標星球,要么永遠飄蕩在太空。通過一系列計算,只有兩個選擇:把少女扔進太空,或者二人和飛船一起墜毀在目標星球。
宇航員果斷地作出了第一個選擇。
  《流浪地球》的內涵與之十分相似。人們當下看待問題的眼光、理解事物的價值體系,放在宇宙空間里,并不適用,并不“理所當然”。在生存面前,“人道主義”看起來十分虛弱。也就是說,當“霍布斯狀態”沒有解決的時候,“青年黑格爾”未必有用。
  劉慈欣曾表示,地球就像一艘宇宙飛船,行駛在茫茫太空。如果發生了大危機,60億人里要死去40億人,另外20億人才能活下來,那么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主流價值觀都沒法解決這個問題。他希望科幻小說可以思考終極目標,這個終極目標超越了階段性的主流價值觀和社會體制,直奔“宇宙的目的”而去。
  《朝聞道》(2001)的故事就是一個例證。數學家想知道費馬和哥德巴赫兩個猜想的最后證明,古生物學家想知道恐龍滅絕的真正原因,物理學家想知道宇宙大統一模型。他們愿意為此付出生命。為了虛無縹緲的“真理”,科學家們放棄了實實在在的生命、愛情、家庭、集體—都是人類文明所贊揚的東西。
  劉慈欣致力打破的,是人類中心主義、文學即“人”學的文學觀念。地球不過是宇宙中的一個黯淡藍點,而人類文明和其他文明相比,也并沒有什么特殊之處。
  在《流浪地球》發表之前,劉慈欣的《西洋》(1998)、《光榮與夢想》(1998)、《天使時代》(1998)、《混沌蝴蝶》(1999)都表現出了美國獨大的國際格局里,弱者反擊強者的自尊態度。雖然這些作品看起來并不像《流浪地球》《朝聞道》那樣冷酷,充滿了悲壯的犧牲精神和民族自決精神,但是,一種基于經濟學和博弈論的理性計算依然蘊含其中:要耗費多少成本、如何配置和優化現有資源,才能達到自我保存的根本目標。
  直到《三體》集成了之前小說的全部優點:浪漫的想象,宏大的場景,深刻的災難,而人類渺小無望。
  顯然,中國商業電影不敢作出這樣“曲高和寡”的嘗試。片方依然采用了好萊塢式的內核:用大眾抵抗專家,用親情挽救災難,用特效掩蓋情節的貧瘠,以一種強行超越一切階層的“共同命運”的設定,達成虛假的“集體主義”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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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元年?
  上一部贏得“科幻元年”稱號的中國電影,似乎早已淡出人們的視野。《機器俠》(2010)由香港導演劉鎮偉執導,孫儷、方力申、胡軍、甘薇、鄭中基、吳京、曾志偉和羅家英主演。雖然很多影評人也給出了“五星好評”,但豆瓣評分最終只有5.2。2016年上映的科幻電影《蒸發太平洋》,也找到不少業內人士站臺,豆瓣評分只有3.3。
  中國科幻電影始終步履維艱。和其他類型片動輒七八十年的歷史不同,作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清除精神污染”的主要對象,中國科幻曇花一現后一蹶不振。1983年4月,科幻文學界的泰斗鄭文光突發腦溢血,創作生涯從此結束。葉永烈不再寫科幻小說,童恩正和肖建亨出國,其他科幻作家也紛紛封筆。
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只有張鴻眉的《珊瑚島上的死光》(1980,童恩正編劇),黃建新的《錯位》(1986),尹愛群、王亞彪的《合成人》(1988),張子恩的《隱身博士》(1990),陳興中的《毒吻》(1992)等寥寥幾部科幻電影,而且它們充滿了政治隱喻、城鄉辯論和驚悚場面,“cult”味道十足,卻不算特別“科幻”。
  兒童文學作家張之路編劇的《霹靂貝貝》(1988)、《魔表》(1990),馮小寧編劇、導演的《大氣層消失》(1990),都是面向兒童創作的作品,趣味幻想有余,深度不足。
  等到1999年《科幻世界》偶然“押中”當年高考作文題《假如記憶可以移植》,副刊《驚奇檔案》面世,中國科幻文學才顯示出全新的面貌,科幻迷群體也由此成型。但中國科幻電影則由于中國電影產業改制后的“改弦更張”、好萊塢科幻大片的壓倒性影響,一直是一片空白。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中國電影,特別是“第五代”導演,一齊從現實主義轉向浪漫的武俠世界。張藝謀的《英雄》(2002)和陳凱歌的《無極》(2005)依然在開發和探索俠義的界限。而且,在香港和臺灣,武俠電影已經由張徹、楚原、胡金銓、劉家良、徐克、李安等人發揚光大,不斷推陳出新。
  相比科幻故事,武俠傳奇在中國有著更為深厚的土壤—它們常被追溯到漢代的《史記·游俠列傳》,迄今已經兩千多年。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冷兵器時代,“武俠”是中國人解決社會問題的獨特方式。它是傳統習俗、法律之外的公平防線,并提供了“仰天大笑出門去”的“自由”空間—江湖。
  然而,江湖遲早生變。徐克的《獅王爭霸》(1993)中,黃飛鴻就以南人身份步入紫禁城,跨入大歷史的洪流之中,成為武俠世界里尋求變化的先行者化身。他丟下了李鴻章賞賜的獅王金牌,為洋槍洋炮敲開的中國憂慮萬分。
  武俠受到了現代化的挑戰。沒有肉身可以抵擋子彈,這是義和團和白蓮教的悲劇,也是中國武俠和農業社會一道面臨的最大危機。在新的經濟模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物理規則下,俠義和拳腳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功能。雖然它偶爾也在新的類型片—黑幫片里露頭,但賦予的更多是末日挽歌的靈感。
  中國作為工業國“崛起”的時日十分短暫。人們的心態毫無準備,文學創作也毫無準備,但長久以來“東亞病夫”的痛苦一直期待著出口。從李小龍到“戰狼”,再到“流浪地球”,圍繞它們的爭議往往和影片本身關系不大,而和代代累積的、受到壓抑的情感息息相關。流行文化為集體意識提供了噴薄的方向,也為學術界的“中國模式”提供了遲來的、粗糙的民間入口。
  從這一點來看,《流浪地球》的“火爆”也是時代必然。中國科幻電影希望成為中國工業崛起的代言人—不光是產業意義上的,更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
不過,至少面對當下而言,這一希望是基于信仰,而非理性。它正好是《流浪地球》電影和小說的根本差異所在,也從一個小小側面反映了中國工業制造和中國社會的復雜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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