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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拯救那些危險邊緣的國企領導?

  想做“國企領導”,遠離賴小民、張杰們,多學習姜子牙吧!

作者:嚴學鋒 中國海洋大學中國混合所有制與資本管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員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2-28
  2019年1月的中央企業地方國資委負責人會議提出,按照黨中央提出的國有企業領導干部“20字”標準,努力在“選育用管”上下功夫,加快培育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
  事情的另一面是,大量國企高管因腐敗被查。2018年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完成兩輪對12家中央企業的巡視任務,發現問題356個,移交問題線索404件;駐國資委紀檢監察組和中央企業紀檢監察機構共接到信訪舉報48465件(次),處分14283人,移送司法機關100人。
  黨的十八大以來,不少國企領導者落馬,其中央企董事長、總經理數十人,如中國電信董事長常小兵、中國一汽董事長徐建一、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武鋼集團原董事長鄧崎琳、中國華融董事長賴小民、中石油總經理廖永遠、中石化總經理王天普、南航集團總經理司獻民,新近的是中國恒天董事長張杰、中國煤炭科工集團原董事長王金華。
  無論是誰,搞腐敗就得付出代價,這個沒有問題。如果仔細分析落馬的中央和地方國企的領導者,性質還有所不同。有些的確是擅權妄為,甘于被“圍獵”,性質非常惡劣,嚴重污染了企業的政治生態。有些不乏能力、成績不小,貪腐金額兩三百萬元,僅相當于數年年薪,因為這點“小錢”而毀了自己,讓人惋惜,令人感慨。無論如何,漠視、放任國企領導者淪為悲劇主角不是負責任的做法。
  那么,該如何拯救那些在危險邊緣的國企領導?制度設計強有力、當事人準確定位是基石。以往眾多國企領導落馬,相當程度上是因為該群體沒能準確定位,錯位導致心理較大失衡,很多人以貪腐來補償,形成不合法但仿佛“合情合理”的平衡。說到底,得救需靠自救。時移世易,新一輪國企改革正在提供更佳的制度保障,順勢而為準確定位,將是國企領導自救、成為高素質專業化干部的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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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腐“補償”利和名
  長期以來,國企領導落馬與“錯位”有很大關系。
  早先,國企政企不分,領導者有行政級別,他們自然定位為干部,這準確、清晰。改革開放后推行國企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方向。1999年《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對企業及企業領導人不再確定行政級別。2000年,國家經貿委發布《國有大中型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加強管理基本規范(試行)》,規定企業不再套用黨政機關的行政級別,也不再比照黨政機關干部的行政級別確定企業經營管理者的待遇,實行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企業經營管理者管理辦法。這些重要規定并沒有很好地落實。按制度,國企領導是政企分開下的企業領導;但實踐中,國企領導普遍的定位是“亦官亦商”,極少數國企領導成為職業經理人。這種亦官亦商的錯位,主客觀原因皆有,包括制度缺乏力度。
  《史記》有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隨著中國社會進入市場經濟、經濟的快速發展,國企領導群體在名、利上心態日益失衡。
按時任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2011年的說法,對于央企高管薪酬的管理是半市場化的辦法,明顯比社會上同類崗位要低,而且低得比較多。2011年央企負責人平均薪酬為72萬元。2015年,國企“限薪令”出臺。2017年的A股上市公司,央企、地方國企高管薪酬中位數分別為60萬元、50萬元。
  時任武鋼集團總經理鄧崎琳2011年稱,“我們一年把稅交完的工資40多萬元。美國GE那些大公司多是幾千萬美金,民營企業就更不用說了。央企絕對不可能有這種高工資。你會問我什么態度?我個人的看法是,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和完善,隨著企業職工的收入不斷增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應該按經濟規律走市場化、國際化的道路。”中國恒天董事長張杰2013年稱,他當前薪酬是10年前的80%(彼時其為國企高管)。曾經,一位年薪不到60萬元的央企董事長對筆者笑言:“我天天去國資委要求漲工資。”—在很多國企領導看來,自己拿的薪酬過低,太不合理。與跨國公司、民企相比,薪酬的巨大落差自然讓心理嚴重失衡。消費社會、富人劇增、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助長了這種心理失衡。
  另一方面,長期缺乏對國企領導的正名。“企業家”意味著很高的企業經管能力、成就、社會聲望,是很多企業管理者追求的榮譽。熊彼特稱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國王。很多人認為國企沒有真正的企業家。民企通恒集團董事長武克鋼2014年稱,國企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企業家,其非常同情那些自認為是企業家的國企的人,其實他們不是企業家。原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2016年表示,按現有的體制機制,國企培養不出企業家,它培養出來的是官員。某央企董事長回答筆者是否認為自己是企業家時,言左右而顧他。面對質疑,一些國企領導則自認是企業家,很在意企業家這一榮譽。2012年,張杰對筆者表示,“為什么這幾年國有企業發展得這么快?除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大環境,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有一大批忠于國企的企業家。”顯然,他認為國企有企業家。
  能力、成績較大,一些國企領導認為這和自己得到的利、名很不匹配,于是心理很失衡,這就站在了滑向貪腐的危險邊緣,搞不好就會重蹈鄧崎琳、張杰等人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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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企領導和職業經理人
  刻舟求劍是國人從小學就學過的經典故事。十八大特別是2015年后,關于國企領導的制度設計,正在發生重大變化。掌握這種變化、與時俱進,國企領導在定位上會準確,大大減少悲劇的可能。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這個新提法意味著職業經理人制度成為國企改革發展的重要方面,一部分國企領導將變為職業經理人。
  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建立國企領導人分類分層管理制度,“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實行內部培養和外部引進相結合,暢通現有經營管理者與職業經理人身份轉換通道”。對國企領導分類分層管理,無疑有利于從制度層面精準定位國企領導。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國有企業領導人員是黨在經濟領域的執政骨干,是治國理政復合型人才的重要來源,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必須做到對黨忠誠、勇于創新、治企有方、興企有為、清正廉潔(“20字”標準)。
  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 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提出“國有企業家”概念,這引發國企領導的廣泛共鳴。瀚藍環境總裁金鐸稱,這是對堅守者遲來的認可,肯定了國有企業家的貢獻,極大鼓舞了國有企業家的士氣。2018年9月,《中央企業領導人員管理規定》印發;10月,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提出,推動國有企業家隊伍不斷發展壯大。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化,國企領導分類分層管理制度會日益健全,這是拯救國企領導的重要外因。權責利匹配、清晰,國企領導群體心理失衡的空間自然小了。
  可見,如今國企管理者的定位已清晰。一類是國企領導,俗稱干部、“體制內”身份(黨中央、國務院和地方黨委、政府及其部門、機構任命的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另一類是職業經理人,是高管但非國企領導。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入,中間狀態的人會日益減少。
  以往這兩類人的利、名沒有從制度上嚴格差異化、合理化管理,比如,一些“副部級”的央企領導可能享有很市場化的股權激勵(時任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總經理傅成玉,作為董事長持有港股中國海洋石油4億港元的期權,離職時他捐了),這自然會讓另外一些人眼紅。現在,則從制度上規定清楚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出:“對黨中央、國務院和地方黨委、政府及其部門任命的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合理確定基本年薪、績效年薪和任期激勵收入。對市場化選聘的職業經理人實行市場化薪酬分配機制,可以采取多種方式探索完善中長期激勵機制。”
  國企領導的使命是“20字”標準,其“利”是受到組織/國資監管機構合理確定的薪酬、作為黨在經濟領域的執政骨干可以往來政商之間,“名”是國企領導、可以成為優秀的國有企業家。職業經理人,對董事會負責,“利”是市場化的薪酬、股權激勵、員工持股,“名”是職業經理人、可以成為優秀的企業家。
正所謂: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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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做當代的姜子牙?
  思路決定出路,價值觀決定命運。如今,對國企領導而言,姜子牙是一個優秀的榜樣。
  《封神演義》中的姜子牙是這樣的:人品過硬、大權在握,是改革創新的引領者、富有才能、貢獻很大,最終得善果,沒能封神、得到打神鞭。這對當今國企領導的榜樣意義在于:需人品過硬(特別是對黨忠誠、清正廉潔)、大權在握(董事長、總經理等)、做企業改革創新的引領者(勇于創新)、富有才能(治企有方、興企有為)、貢獻很大(帶領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如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宋志平),最終得善果(獲得合理確定的薪酬、成為優秀的國有企業家),不能封神(職業經理人、民營企業家的利與名)、得到打神鞭(一定程度上行使國資出資人代表角色,對職業經理人而言位高權重,可以“打神”)。
  在實施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國企地位重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稱國企“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國企資產規模大,2017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不含金融企業)總額183.5萬億元、國有金融企業資產總額241萬億元。2018年,國資監管系統企業全年實現營業收入54.8萬億元,實現利潤總額3.4萬億元;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29.1萬億元,實現利潤總額1.7萬億元,創歷年最好水平。
  同時,國企領導被寄予厚望:是黨在經濟領域的執政骨干,是治國理政復合型人才的重要來源。這意味著,姜子牙式的國企領導價值重大而且前途遠大,包括成為優秀的國有企業家、轉為高級官員(先例如張慶偉從中國商飛董事長轉任河北省代省長)等,且薪酬高出“同級別”的官員數倍。
  當然,人各有志。國企領導可以選擇轉換身份為職業經理人(“暢通現有經營管理者與職業經理人身份轉換通道”,此輪國企改革以來,新興際華、中國聯通、東航物流、四川長虹等在這方面進行了探索)、民企高管(如2013年,山東省屬國企山東黃金董事長、黨委書記王建華退休,轉任紫金礦業總裁,年薪354萬元)。相較以往,這種選擇如今機會多,主動權部分掌握在當事人自己手中。
  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你選擇,你承擔。在制度日益清晰、公平的情況下,如果依然心理失衡而貪腐,那更多不是悲劇而是活該。另一方面,隨著全面依法治國、強力反腐、完善國資監管及國企治理的推行,貪腐的代價會日益大。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想做“國企領導”,遠離賴小民、張杰們,多學習姜子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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