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选7开奖结果|35选7开奖直播

上海,龍頭的危機感

  要成為長三角一體化的發動機,上海亟需一個資源集聚和分發的抓手,要從長期由北京中央部委垂直監管的金融市場中實現某些突破,這是中國金融市場的必要改革。
作者:本刊記者 譚保羅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1-08
  2001年開始,上海經歷了1990年代浦東開發之后的新一輪興奮。這座曾被稱為“東方華爾街”的城市,有望很快恢復昔日榮光,成為21世紀的國際金融中心。
  因為,按照中國加入WTO的承諾,銀行業將實現對外開放,外資銀行將大舉進軍上海并設立總部。懷揣著國際金融中心的夢想,上海的這種興奮持續了數年,并于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設立上海總部達到高潮。
  但時至今日,上海和國際金融中心之間的距離,依然不短。曾被視為這一地位標志性符號的外資銀行,發展現狀更遠遠低于預期,其在中國銀行業總資產的盤子中,根本不具有系統重要性。
  除了引以為榮的金融業之外,這座工商業第一大市的經濟總量增速也開始落后于競爭者。2017年,上海在一線城市中的經濟增速只排第三,次于深圳和廣州。此外,GDP按照人均數字計算,上海更大幅落后于深圳。
  現在,上海的機會正在到來。長三角一體化,正成為上海在改革開放40年之后的新一輪發展契機。但要當龍頭并不容易,上海需借大勢而為,并在中國原有的經濟管理體制中實現某些突破。
  這種突破,既關乎區域整合,也關乎金融市場的全局。?
?
  不要低估科創板的改革意義
  科創板最大的意義,在于它可能帶來注冊制。如果注冊制得以推行,上海在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將有所改變。這是數十年來的難得機遇,上海必然全力以赴。
  改革開放之后,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夢想,始于1990年上海交易所的創建。彼時,深交所和上交所甚至為了誰是“第一家”而有過爭論。這種爭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當時的證券市場有著明顯的“地方競爭”色彩。
  1990年代中期,中國推動了財金領域的大改革,與分稅制差不多同時,證券市場的管理和審批權也從交易所大幅上收至中國證監會,滬深兩個市場的“地方競爭”基本上銷聲匿跡。此后,企業上市經歷了審批制與核準制兩個階段。從本質上講,兩者差別并不大,依然需要“審”。差別在于,審批制之中,地方政府和主管部委有一定的“推薦權”,而核準制則將權力全部收回中央政府直屬的證監會。
  因此,上交所盡管有主板市場作為憑借,是中國大型企業的上市首選地,但它在中國資本市場運行的最重要環節IPO上,話語權并不大。換句話說,上海是市場所在,但市場監管則在北京,而后者更大程度決定資源的集聚。
  除了股市,這種“市場在上海,監管在北京”的情況也存在于金融市場的其他領域,比如外匯和黃金市場。
  1994年,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成立,總部設于上海。2002年,上海黃金交易所開業,它是中國最大的黃金交易中心。此外,2002年成立的中國銀聯也在上海。三者的共同點是總部都在上海,但都由位于北京的中國人民銀行監管。
  2005年,央行在上海設立了上海總部,此舉便是一定程度考慮了要改變這種“市場和監管分離”的現狀。成立后的央行上海總部,其管理或協調管理的單位就包括了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中國銀聯和上海黃金交易所等。
  但在股市,上海依然缺乏真正的話語權。對中國的股市參與者來說,最豐厚、最穩定的收益來源是IPO上市所賺得一級二市場差價,而決定誰可以獲得這個差價的,并非市場,而是位于北京的發審機構。至于交易所,更多是側重于對二級市場交易的監管。
  數據顯示,二級市場的主要機構投資者公募基金,的確是上海占優。Wind統計數據顯示,到2017年底,北京22家公募的基金管理規模為1.7萬億元,上海53家公募的管理規模為3.8萬億元,深圳27家公募的管理規模為2.8萬億元。不過,這個數據也說明,上海的公募相較于北京和深圳,平均規模更低,實力更弱。
  但是,科創板將可能顛覆中國資本市場過去的玩法。
  按照目前的構想,科創板將要實現注冊制,注冊制意味著資本市場將擺脫審批的枷鎖。對上海來說,注冊制和現行核準制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將給這座城市帶來真正的“市場力量”,使得資本市場的天平從北京向上海有所傾斜。
  不過,在高層宣布建立科創板之后,上交所依然很謹慎。于各種表述中,上交所都不斷強調了中國證監會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用詞很考究。
  2018年12月,上交所副總經理闕波曾在一個會議上談到科創板改革,對證監會的作用,用了“指導”二字。“上交所將在證監會的指導下,針對科創企業的特點和需求,提高對企業盈利情況、協議控制和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包容度,提升資本市場服務科創企業的能力。”
  之后,上交所在官微還表示,“全面落實總書記關于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的重要指示,在中國證監會的統一部署下,高效平穩推進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的重大改革工程,向世界展示新時代中國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新力量、新形象。”
  在這里,上交所對證監會的用語是“部署”,而并非“領導”。而且,上交所的表述顯然突出了科創板的創建是一種更高層面的頂層設計。
  在中國,上海有這個底氣,其他城市就少一點。
?
  “工商第一城”的壓力和動力
  實際上,滬深兩大交易所和中國證監會之間的關系演變,基本上折射了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的某些隱秘邏輯,以及未來走向。
  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黨中央、國務院授予100名為改革開放作出杰出貢獻的同志改革先鋒稱號,頒授改革先鋒獎章。其中一位是深交所主要籌建者禹國剛。“改革先鋒”這一稱號是改革開放參與者的極高殊榮。
  緊接著的 12月22日,中國證監會發布了《中國證監會致禹國剛同志的賀信》,向禹國剛表示熱烈祝賀并致以崇高敬意。
  禹國剛個人的仕途基本上就是中國交易所地位演變的寫照。19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隨著證監會對交易所權力的上收,禹國剛也從深交所法人代表的崗位上退下來,轉做研究工作。之后,他曾公開表示,中國證券市場的尋租行為和這種上市審批的垂直管制有關,而交易所的應有作用,并未發揮。
  那么,本次禹國剛獲評“改革先鋒”殊榮,是否是一個交易所地位改變的信號?外界不得而知。
  但梳理這些年兩大交易所的主要負責人行政級別的變化,可以看出端倪,即交易所的地位的確在慢慢提升。比如,兩大交易所的理事長目前已明確為副部長級。
  2018年5 月 ,證監會官網發布了一則消息“黨中央、國務院決定任命上海證券交易所主要負責人。”可以看出,交易所的主要負責人任命早已不是證監會,而是黨中央、國務院。再對比當年深交所主要創辦人禹國剛離開交易所,只能進入證監會下屬廳級單位政策研究室工作,讓人不能不感慨時代之變。
  注冊制被不斷推遲,而上海的科創板重開了它的加速之門。但可以想象,科創板和注冊制的最終推出,必然是位于北京的中國證監會和位于上海的上交所一次權力和職責的重新劃分。在利益盤根錯節的資本市場,這種觸動根本利益的變革,阻力太大,唯有高層的決心和擔當可以推動。
  在這個意義上講,未來推出的“注冊制”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注冊制,基本上可以判斷資本市場改革的走向。
  但不論如何,上海太需要科創板這樣一個抓手了。作為未來的“國際金融中心”,上海集聚金融資源的能力長期遜色于北京。作為中國金融資產的核心板塊,銀行資產主要集中于北京的國有銀行,上海引以為豪的外資銀行這些年發展極為緩慢。它們在中國金融體系中的真實地位和陸家嘴豪華的辦公樓、外灘充滿歷史感的牌坊形成強烈反差。
  2018年上半年,上海外資銀行資產總額1.53萬億元,這個比例僅占上海銀行業總資產的比重為10.2%。對比全國,差距更加明顯。2018年上半年,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為260.19萬億元,就資產總額占比而言,上海的外資銀行顯然不具備“系統重要性”。
  此外,在經濟總量上,上海也有著危機感。
  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時,上海的GDP為1991億元,同期北京為1145億元,北京GDP占上海約為57.5%。而在2017年,上海GDP為3.01萬億元,北京為2.8萬億,北京GDP占上海已經達到93%。換句話說,北京的GDP已逐漸追平上海,而且由于央企、大型民企的不斷向北京集聚,上海被趕超也不是沒有可能。
  此外,其他一線城市也正在對上海形成壓力,以深圳最為典型。2017年,深圳GDP為2.24萬億元,上海約為深圳的1.5倍,但上海的常住人口是2418萬,約為深圳的兩倍。這意味著如果計算人均數字,深圳早已大幅超越上海。
  危機感,正是上海思變的動力。
?
  市場和政府,一個不能少
  作為長三角傳統的龍頭,上海在主要經濟數據上的優勢也不再明顯。蘇南地區的人均GDP正在趕超上海。按照常見的“蘇錫常”為蘇南的說法,三座城市的GDP總額已經達到3.4萬億元,而三市常駐人口約為2200萬,其GDP的人均超過15萬元,已高出上海不少。
  此外,杭州也在直追上海。2017年,杭州實現GDP1.26萬億元,杭州同期常住人口946萬,人均為13.31萬元,也不低于上海。
  不過,從積極的角度看,這種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對上海來說是一個好事,它奠定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條件。龍頭要發揮作用,也需要這條龍的身體和四肢變得強健才行。
  作為中國一百多年以來的工商業第一大市,上海的地位從未改變,它的底蘊和優勢依然明顯。首先,上海是長三角不可替代的科教文衛中心,在全國的資源集聚能力僅次于北京。更重要的是,在長三角的產業鏈上,上海正成為名副其實的龍頭,位于產業鏈的高端,掌控著鏈條。外資快消品、制藥業行業就是例子。
  因為客觀原因,上海的外資金融業發展落后于當年的預期,但以上海為總部的外資快消巨頭、制藥巨頭則在中國市場獲得了快速擴張。蘇南地區盡管制造業強大,但在很多行業,和上海相比,很大程度是一種“廠”和“店”的關系,即上海是品牌、資金和研發總部,而蘇南地區則是制造環節所在地,兩者有著明確的分工,也有著不同的產業鏈地位。
  此外,盡管中國的金融業一直存在垂直監管,但也不要忽視市場的力量,以及資本對未來某些趨勢的預期。這些年,不少國字頭金融機構、民營大財團開始重新將目光轉移到上海。2014年,中民投在上海成立,注冊資本500億元。
  2015年,上海迎來了金融總部機構落戶的一輪高潮。這一年,中國保險投資基金在上海注冊成立,它由27家保險公司、15家保險資產管理公司以及4家社會資本共46家股東單位出資設立,未來將成為中國最大的機構投資者之一。
  同一年,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也在上海開業。此外,新興巨頭,阿里系的超級獨角獸、第三方支付龍頭企業—支付寶也遷址上海。
  在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上海承擔龍頭的角色,既需要“借大勢”,也需“靠市場”。所謂“大勢”,即國家治理變革正對地方的改革創新提出新要求,區域一體化正是一個突破口。
  實際上,改革開放正是始于地方積極性的發揮。1990年代中期,中國的財金大改革將地方財金權力大幅上收,有效地整合了全國市場,奠定了中國近2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宏觀架構。
  但這次改革也遺留了一些問題,除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之外,至少還有兩個方面:一是地方在經濟體制的改革上,可以操作的空間很小,越發趨于保守。二是,全國市場在省級行政區之間依然沒有完全整合,要素流動依然存在分割。比如,關系到人才流動的社保就依然是“省級統籌”,極大地制約了人力要素的跨省流動。而社保互通,也正是本輪長三角一體化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改革的啟動,它需要個體的擔當,而改革的持續和深化,則需要市場的力量,這是改革開放40年最重要的經驗之一。
  “我在浙江工作過很長時間,在江蘇也工作過很長時間,對安徽也不陌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李強的這句話曾被媒體廣泛報道。為加快長三角一體化戰略的落實,2017年李強就任上海市委書記后不久,便帶領上海黨政代表團到另外三省不斷“走親戚”。李強曾先后在浙江和江蘇兩省擔任省委書記,這種長期主政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歷,讓他更具市場眼光和企業視角。
  2018年6月,李強就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動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實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共識成果的思路、目標、部署和舉措,接受了“三省一市”媒體聯合采訪。
  李強說:“企業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痛點、堵點、難點更敏感,政府要積極協調,關鍵時刻推動一把,企業往往就能闖出一片全新天地。要以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為契機,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長三角地區出現更多的世界級大公司。”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改革開放的成功正是市場和政府兩者得以各司其職的結果。
  未來,依然如此。
版權聲明

本刊及官網(南風窗在線)刊登的所有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圖片、聲音、錄像、圖表、標志、標識、廣告、商標、商號、域名、程序、版面設計、專欄目錄與名稱、內容分類標準及多媒體形式的新聞、信息等)未經南風窗雜志社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違者必究。

合作垂詢電話(020)61036188-8038研究部陳小姐或(8088)南風窗辦公室

文章得分:
評分:
35选7开奖结果 免费炸金花游戏下载 斗地主二人现金版 比分波胆窍门 麻将游戏下载手机版 时时彩猜大小单双技巧 欢乐生肖官方开奖 金苹果注册 时时彩5星一期在线计划 三打一斗地主游戏规则 手机一分快三骰子技巧